二是调查庭（Chambre des Enquêtes），负责调查和整理案件资料，后来也受理来自Baillis、Prevots等下级法院的上诉，巴黎高等法院在案件较多时曾设有5个调查庭。

关键词:  行政诉讼第三人。依此而言，是否列民事合同当事人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与该当事人的权益维护之间也没有实质关联，难说列其为第三人就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是增加了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的情况。[14]所谓的查明事实，应当理解为查明作为行政行为作出基础的事实，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的过程中，为了完成行政管理任务作出合法的处理行为所基于的事实，而非与作出行政行为无关的其他事实，比如相对人与他人存在民事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建筑公司提起行政诉讼，某沥青厂要求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诉讼。如在讨论行政诉讼第三人确定标准时，杨科雄法官提出，虽然新行诉法下，对同一原告作出相互矛盾的行政行为的两个行政机关可以互为第三人（第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但《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仅限于无隶属关系的两个行政机关对原告作出的行为相矛盾，不包括复议机关改变原决定的情况，其意涵在于不承认复议改变的情况下，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可以作为第三人。不过，通过考察当前行政诉讼第三人确定标准的不同解读方式，本文以为，目前对行政诉讼第三人确定标准的理解连带对其范围的划定仍存在进一步检讨的余地。

在法院进行司法审查过程中，原行政行为作出机关没有任何置喙的余地。基本情况是：列为第三人的案件略多于未列第三人的案件。如何防止这样的状况再次发生，确实是一个很有挑战的问题。

对于媒体的报道，我们无计可施。后来紧急状态法在联邦众议院通过，个人诉愿制度最终在1969年才在基本法上得到确认。比起抽象的规范审查，具体的规范审查的出现次数要多得多，每年大约一百多次，至少也有几十次。法院在建立以来的65年里，曾经审查过不同的宪法修正案，不过这些修正案还没有因为违背超级条款而被宣告违宪的。

印度的做法是发展出了基本结构的理论，即宪法的基本结构不能被改变。格林：如前所说的，德国宪法法院有职权对规范进行合宪性审查，法庭可以将有合宪性争议的法律提交宪法法院裁决。

这种解释方式补充了传统的形式主义的解释方式。这样就出现了问题：制定法律的主体同时也是审查法律是否违背宪法的主体。这当然可能会成为让政治势力影响法官意见平衡的机会。这或许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后面我会再举出案例来列出另外的宪法法院职权，比如政党禁止程序等。如果采取专门的宪法法院进行合宪性审查，那么法官势必要经常拿捏一条界线，线的一边是宪法问题，另外一边则是其他的法律问题。德国的情况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德国式的宪法法院诞生于纳粹时代之后。如果出现了违宪的情况，由谁来进行合宪性审查，如何审查才能对违宪的行为有所限制。

在德国，如果一般法院的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确信本案涉及的法律违反了宪法，他应当中止正在进行的司法程序，并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解释请求。当然，必须承认，魏玛宪法中有着不可回避的重大错误，当时的制定者并未能够预见其后果。

这当然也和我们有着一部很好的宪法有关。现在案件回到了德国宪法法院，并且三周之前完成了辩论。

当然，在异议意见里也出现了法官认为存在对超级条款的违反的情况。一位德国妇女诉称被来自北非的穆斯林丈夫殴打，在民事法庭要求离婚。相关的争议仅仅在于法院的组织形式，法官的就职条件，等等。宪法法院的日常工作和大众往往关系不大，否则难以获得超过80％的支持，要知道，对联邦参议院的信任度比例要低得多，而信任某个政党的比例往往很难超过20％。比如，基本法在立法权方面划定了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的分权，条文中的一项要求联邦和各州的法律具有一致性，宪法法院认为这项内容并未提供任何司法上的标准，这仅仅是一个政治的标准，由政治家来决定。两德之间的文化出现了裂痕，所以文化也不是很好的选项。

你们可能听说过，欧洲中央银行的行长德拉吉2012年提出了债券购买计划，这个计划也在德国的宪法法院受到了合宪性的挑战。很明显的，这并不会挑战政府的职权。

在两岸的宪法学界之间，就未来的国家统一过程里，哪一部宪法将成为统一的基础，也一直存在争论。这可能是早期的法官们证明宪法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1848年革命后在法兰克福起草的宪法里包含了司法审查的条款，但是由于革命失败，宪法也没有实施，司法审查并未成为现实。所以关键在于，要把表达安置在其产生的语境去判断，看看这句表达在特定的情景中所实现的效果。

同时，法官也不会将自己的席位归功于某个党派的支持，也就没有回报某个特定政党的义务。注释: *本文是2016年4月12日迪特·格林教授、季卫东教授、郑戈教授和林彦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的一次对话，凯原法学院的马天赐副教授和林浩舟博士生也参与了讨论。印度也有类似的情况，他们也可以审查自己的修正案。最后我想说一点，这个机制饱受争议，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但是审查发生的频率并不高，平均起来看大约每年只有两次。

实际的情形往往是，山穷水尽的当事人向律师询问他是否还有其他救济的渠道，律师这时会提出个人诉愿的渠道，或许这样律师也可以获得更加多的法律服务的报酬。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公正的么？这是否意味着联邦德国的国土扩大了，人口增多了，还是别的什么？对于当时多数的政治家来说，他们都怀抱着一种感觉，我们比那边过得更好，能够加人我们他们会很高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也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当然，现实情况要比这个例子复杂。

在我看来，引入这一理论对改变宪法运作的实际帮助不大。这可能是宪法的现代使命之一。

事实上，合宪性审查可能是整合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方式。这是我为何对美国的司法审查模式如此优心忡忡的原因，他们的最高法院如此的政治化，你能清楚地分辨出，四个大法官是自由派，四个大法官是保守派，还有那么一个摇摆票，他们的判决意见之间的倾向与党派意见的分野是如此趋同，这是非常危险的。家事诉讼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法国的模式或许是一个折中的模式，也许也更加容易实现，但是这并不是我喜欢的模式。

富通银行的股价大幅下跌，陷入危机，比利时政府购买了该银行的部分资产，试图借此救援陷入危机的金融市场。一个例子就是，斯卡利亚的去世已经暂时打破了这样的平衡，这也在近期裁决的案件中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所以这里就需要考虑很多的经验事实，公立学校女老师的这种行为对于学校的日常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是有权制定法律的机关。

迄今为止，司法审查的立意是对少数意见的保护，因为社会大众的普遍性看法是可以通过议会立法程序转化成法律的。格林：也许这正是法国拒不接受德国式的宪法法院的原因，转型阶段事关重大，而政府对法院的角色怀有警惕。